上海没有香樟树（第1页）

陆遥在上海找过香樟树。

她去过公园，去过校园角落，去过街道两旁。上海有梧桐，有银杏，有雪松，但香樟树很少。即使有，也不是她们的那一棵。没有1998届的刻字，没有石凳，没有0.618的坐标。

她在日记里写：“上海没有香樟树。或者说，上海有香樟树，但没有我们的香樟树。树是普通的，记忆是特定的。特定的记忆需要特定的树来承载。”

她开始习惯一个人吃饭。食堂的桌子是四人长桌，她坐在角落，像高中时的白菜豆腐角落。但对面没有人，没有课本墙，没有密码。

她有时会买黄桃罐头。超市里的罐头，生产日期新鲜，保质期两年。她买回去，放在桌上，看着它，不吃。室友问：“你不吃吗？”

“不吃，”她说，“这是容器。”

“容器？”

“装东西的。”

室友不懂，但不再问。

陆遥的数学在文科生里算好的，但她不再做题。她不再需要数学来连接某个人，数学变成了纯粹的科目，像历史，像政治，像任何与她无关的东西。

她开始学摄影。相机是父亲送的生日礼物，入门级单反。她拍上海的梧桐，拍苏州河的倒影，拍凌晨四点的街道。她拍了很多，但没有一张是香樟树。

“你为什么不拍人？”摄影课老师问。

“人太复杂，”陆遥说，“树简单。”

“但新闻摄影需要人。没有人，没有故事。”

陆遥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可以拍人的背影吗？”

“可以，但背影没有表情。”

“背影有距离，”陆遥说，“距离是另一种表情。”

她开始拍背影。食堂里学生的背影，图书馆里读者的背影，街道上行人的背影。她拍了很多背影，但没有一张是赵迟遇的。

赵迟遇的背影，在她心里，比任何照片都清晰。深蓝色发绳，马尾辫，瘦削的肩膀，走路时每一步1.46秒。她不需要拍，因为她已经记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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